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掀起了一股行政改革的浪潮。在西方，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视为一场“重构政府”、“重构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2. “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理论与实践根源 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比以前的管理有了重大改进。因此，自其出现以来，它已逐渐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都为20世纪末“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1.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内在理论缺陷。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与以往政府管理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建立在两种新的理论基础之上：一种是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并由古德诺系统化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另一个是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在这两种理论基础上构建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认为，政治与行政是可以分离的。在“二分法”的情况下，公共行政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有效地执行既定的政策或实现既定的目标。与政治和政策有关的问题属于政治学范畴。政治不应该干涉行政，这是科学问题。它可以而且应该保持价值中立，以追求经济和效率为目标。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他们的任务只是忠实有效地执行政治官员制定的政策。据此，可以建立一套科学的、最优的管理原则。公务员制度就是按照这样的组织原则运行的，排除了个人的感情因素，像驴子一样接受奖惩。这样，行政管理才能实现高度的“合理化”，政府管理才能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果。事实上，早在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形成后不久，其所依据的两大理论基础，即政治行为主义和人际关系学派，就受到了激烈的批判。行政学者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和沃尔多(Waldo)曾指出，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传统的行政模式是不现实的，政治与行政必然是相互关联的，没有任何价值判断的公共行政只是一个神话。行政学者彼得•彼得斯也指出：“行政与政策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关联的。”行政制度的性质影响着政治制度的政策输出，无论是通过主观手段还是客观手段。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学者对这一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虽然一些实践工作者仍然固执地坚持二分法观点，但是传统的行政模式必须依靠一种站不住脚的、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行不通的理论，至少这种模式一定存在一些问题。面对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学者们还认为，官僚制由于其形式的合理性、不透明性、组织的刚性和等级制度，不可避免地与民主发生冲突。事实上，韦伯自己也将官僚主义视为一种理想。在他看来，官僚组织的完善必然会使人进入“铁笼”。“在那里，政府已经彻底官僚化，建立的权力关系几乎是坚不可摧的。”面对发达的官僚机器，普通的个人、官僚机构中的官员甚至最高权力的统治者实际上都是无能为力的。显然，这一切都不是现代人所渴望的。此外，科层制在实践中的应用也与韦伯的想象有所不同。特别是科层制在人事制度中的实践所产生的僵化和形式主义，超出了韦伯的想象，但其精英化特征却远未达到韦伯的想象，这直接导致了制度效率的降低。这些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 2. 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在实践中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冲击。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公共部门的规模和能力一直受到攻击。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太大”，浪费了太多的稀缺资源。如今，削减政府开支几乎是普遍现象，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瑞典等公共服务传统上规模较大的国家，公共部门的作用已经下降。第二，关于政府的“范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政府本身参与了太多的活动，其中许多活动可以有其他后备方法。针对这一观点，以前由政府承担的许多活动已开始转向私营部门。此外，政府的“方法”也受到了抨击。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官僚主义的方法肯定会导致工作懒散和效率低下。如果一项活动必须由政府承担，就有必要寻求其他的组织方式，而不是官僚主义。攻击公共部门的规模、范围和方法的明显结果是政府的缩减及其管理方法的改革。 0 4. 知识经济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政府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效率”与“合法性”的竞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的兴起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水平向更高层次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使全球“政府效能”横向竞争时代成为现实。政府绩效与政府合法性单一纵向参照的时代已经结束，不同社会的公众像选择职业和工作单位一样选择政府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21世纪初，政府间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竞争与企业间的竞争一样，已经并将在更大程度上、更大规模上迅速发展。任何国家政府的命运将取决于它在全球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竞争的能力以及它处理全球性问题的能力；各国政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不遗余力地寻求在国际相互刺激体系的全球竞争中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的战略和战术，有效地促进自身福利的实际提高，才能赢得本国人民的认可和支持。政府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不再能够从国家历史的纵向比较中得到令人信服的认识，历史原因也不再是人们认识到社会福利不如其他国家的借口。在“政府有效性”与“政府合法性”的全球竞争中，那些反应迟缓或不愿回应社会诉求和愿望的政府，势必面临权威危机、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对政府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应对这一挑战，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的结构调整和重塑无疑将成为各国政府的明智选择。 总之，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论的发展，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已经在理论和实践的质疑中陷入了“四面楚战”的境地。人们日益认识到，传统的行政模式不再反映现代公共服务所需要的广泛的管理和决策作用，它们更多是一种被动的控制形式，重点不在于提供提高效率的有效奖励，而在于避免错误。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和实践背景下，以经济学和私人管理理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引人注目地登上了公共管理的历史舞台，引发了公共管理领域的一场新的革命。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理论内涵与展望 对“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身进行全面、全面的评价还为时过早，因为它还处于复杂的探索和发展过程中。然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反映出与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显著差异，如更注重管理绩效和效率，更注重市场的力量，更注重管理的灵活性而不是刚性，更注重公共部门运行的相关政治环境，并且更加注重私营部门管理模式在公共部门的应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其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清楚地提醒着世人，公共管理领域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在当前的改革实践中，虽然出于运营需要，政府继续扮演着运动主体的角色，但这一改革运动的发展趋势无疑蕴含着对现代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进行全面反思的意蕴。 当然，在任何变化的过程中都会有赢家和输家。“新公共管理运动”汲取了现代企业对市场力量的信念和“消费者导向”的滋养，在一些大规模的实践中显示出生机与活力，但也积累了很多思想上的矛盾与冲突。例如，从“创业型政府”和“创业型政府”中得出的事业单位与民营企业的异同；政治家与高级公务员绩效合同签订与评价过程中如何避免政治与价值观的影响以“三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果(Effectiveness)或有效性(Effectiveness)作为政府绩效的评价标准时，如何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比较了以公平取代经济的政策评价的三个E。这些矛盾和问题将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未来需要认真面对和有效解决的。 然而，无论如何，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仍处于艰苦探索的过程中，尚未形成固定统一的模式，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身还远远不够完善，还存在许多批评和不容置疑的问题，但20世纪在大多数国家盛行的传统公共管理模式无疑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和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将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新）公共管理学产生的背景是什么推荐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