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晋商和徽商是当时最强大的两个地方商业集团，其影响力至今仍不小。晋商院落已成为一种文化，回商也成为回学的重要内容，其经营方法、经营制度和兴衰历史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晋商与徽商的区别 晋商和徽商在起源和兴衰时间上略有不同。晋商兴起于明初，也就是14世纪中叶，这是由于明朝在北方边境地区大量驻军和实行“开华法”所致。所谓开国法，就是商人带来粮食供边防军食用，朝代付给商人食盐，商人用食盐在指定的盐场和地区卖盐。由于盐是一种垄断商品，他们赚了很多钱。晋商抓住机遇，利用地理优势，通过“开中法”繁荣起来。明代弘治五年(1492年)，由于明朝后来“开中”法的弊端，将“开中”改为“折彩”。商人用银换盐，然后再卖盐。徽商在扬州、淮河、淮河一带的盐场施展技艺，在商业界崭露头角。随着清王朝的灭亡，晋商在清末走向衰落。清代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行盐法改革，将“主盐制”改为“单盐制”，取消了食盐引进和商人对盐业的垄断，徽商的衰落始于清代道光十二年(1832年)。当然，晋商、徽商的衰落还有其他因素，但上述原因是原初的，再也没有从原初的原因中恢复过来。这样，从明初到清末，金商活跃在商业界500多年，从明中到道光，徽商活跃在商业界近300年。 道光初年，晋商适应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创办山西银行，一度执掌金融大权，开创了海外开银行的先河。徽商在道光没有把资金转到新通道——后，留下了遗憾! 在文化观念上，晋商强调村民对关公的崇拜，在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和关公庙。在一些地方，晋商甚至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晋商以关公为尊神，以关公的“诚、仁、义”规范自己的行为和商业活动，并以关公文化作为自己的伦理取向，关公文化在晋商的精神、道德和行为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如苏州惠州会馆的“典东起院士，丰子阳朱文公”、汉口新安会馆、景德镇新安会馆、吴江盛泽镇惠宁会馆等“拜朱子入寺”，都把理学作为家庭行为和商业活动的原则。因此，理学对徽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徽商“贾而善儒”，“左儒右贾”，业儒高于衣贾，尤其对业儒的儿女们都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据统计，明代惠州共有进士392人。清代只有歙县获得学术(含记录)，其中规划大师4人，学者7人，侍从21人，都察院御史7人，内阁学者15人，上士5人，列榜2人，武林列榜1人，探花8人，川路5人，会院3人，谢院13人，学者296人，近千人。整个徽州更令人印象深刻。晋商也重视儒家思想，这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响下是很自然的。但在晋商的影响下，山西民俗中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学而优商”而非“学而优官”。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雍正二年(1724)，山西巡抚刘玉仪说：“积习山右，重利轻名。”童侠，一入行多道，二好圈定，寻营武再，最没人使读书。”雍正皇帝朱弼说：“在山的右边，商人和贾领头，其次是肯和利昂，底部是读书。”(《朱子语类》)晚清学者刘大鹏说：“此时，凡有子女者，不作读书，常学商人，谓读书而多穷，非商人若能致富。”县城参加考试的孩子人数不够，晋省最多。”(《类行》)清代科举状元114人，其中安徽状元9人，排在江苏、浙江之后，排名第三，山西没有状元。然而，山西有其他五位学者。这可能是由于山西战场历史悠久，许多商人都精通武术。此外，由于商品买卖和金融流通的需要，许多镖、红卫兵甚至武术中著名的形意拳都起源于山西太谷县。 徽商一般聚在一起做生意。例如，王道坤的曾祖父王玄义说：“朱坤的弟子姓曹十余。”他们都爱贾。(卷1,07555 -79000)休宁商人王福克：“贾盐在长江和淮河之间，船到一千，领着孩子来往，像在地上行走。”(卷6,《明清晋商资料选编》)由于宗族是商人，为了增强凝聚力，回族商人会大修祠堂，通过年资和年资来加强对宗族的控制。晋商的构成是以乡民为基础的，他们的就业主张：一是避乡；二是从村民中选择最佳赞助商；三个来自村里的人在不寻常的晋升。避亲，即人忌戚族，包括有钱人和掌柜都不能推荐自己的亲戚，所谓三爷(老爷、大爷、大爷)。同乡，即本地人在乡就业。从表象上看，似乎有排斥省级人才的一面；但也有加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农村方面。一方面，在村里有丰厚礼物的含义。另一方面，员工的本土观念和感恩之心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所谓“同事同乡，同乡同心，才能成就事业”。此外，最熟悉的农村，家庭成员在原来的家里“跑和尚跑不了庙”。回商祖族在异地迁居、同工同酬的现象很多。徽州鸡西人胡适说：“通州是仁哩氏所创，再无他处。”(《退想斋日记》引自张海鹏、唐立兴。《太函集》)日本学者臼井聪之指出，万历初，义县洪村王氏家族和明82代盐商王元泰迁往浙江杭州。明代永乐年间，歙县黄刚王氏举家迁往湖北汉口，后辗转襄阳、太原、重庆等地。(《休宁西门汪氏宗谱》，第8号，0755-799000)这种家族迁移的现象在晋商中不能说没有，但并不十分普遍。一个比较集中的迁徙是明中粮改银之后，一些晋商家族迁往扬州，比如清初大学者严若qu的祖先，就是在这个时候从西山迁往扬州的。在那之后，就没有多少家庭迁移了。这时，晋商外出经商，不带家人，而是把家人留在家里。正如清代纪云所说：“山西人多为商人和洋人。当我十多岁的时候，我经常向人们学习贸易。一旦积累了资源，就会诱导女性。娶了老婆之后，我还是赚钱的。2003年我一回到中国，这就成了惯例。”(Vol. 23, 《绩溪县志馆第一报告书》) 在宅基地的建造上，明清晋商宅基地较为集中，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的风貌。山西商住山西，气候比较干燥，人少地相对多，所以房子比徽商房建得更宽敞。以乔家大院为例，占地8724平方米，大院四周全围砖墙，有女墙、垛口、望楼、亭子等，是一座城堡式建筑。齐县运河四合院占地面积4600平方米，共有18个四合院，自成体系，又相互相连，形成四合院集院、门通门的格局。庭院外观像城堡，围墙高10多米。榆次昌家大院占地200多亩，在车环村中足足占了南北、东西两条街。徽商民居更注重室内装饰、雕刻和室内陈设。许多专家经过调查，总结出它们的特点是：建筑色调古朴典雅，山墙造型独特，庭院紧凑灵活，梁结构奇特多变，雕刻装饰精美，室内陈设简约典雅。徽商人聚居，村落讲究山水自然布局，空间变化错落有致，深幽的街坊水巷，如画的村头装饰。在规模和院落面积上，徽商民居难以与晋商民居相比。例如，宏村的王氏承志堂是一座中大型徽商住宅，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余三里馆600平方米，乐仙馆411平方米，树人馆266平方米，西棣村徽上胡尊馆1800平方米。可以肯定的是，晋尚房屋虽然有精致的一面，但恢弘是其主要特点之一；徽商民居为南方特色重水、重绿、精致。另外，晋商“俭”而徽商“奢”，在饮食等方面也有所不同，这里不再赘述。 晋商与徽商同处 首先，晋商、徽商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明代中期以来，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国家的奴役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自从金银花的征收和鞭子法的实施以来，税收和货币征收的部分不断增加。由于退税，刺激了生产，大大便利了长途贩运贸易。进入清朝后，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政治水平相对稳定。经过康永乾三朝的盛世，商品生产的整体水平远高于明朝，水陆驿路的迅速扩张为晋商、徽商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其次，晋商和徽商具有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古代商人吸收了儒、法、兵、道的积极影响，以传统文化创造了商品栽培文化。这种文化在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身上体现得更为集中和典型，体现了传统文化对商人经营理念的价值导向作用。 再次，晋商、回商与封建政治势力有关系，商业势力的兴衰受政治势力的影响。明清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世界，其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依附、讨好、崇拜封建势力是晋徽商的基本态度。但是，封建政治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既保护了晋商、回商的利益，又不放松对晋商、回商的勒索。他们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商人在经济地位上的动摇和政治上的怯懦，因此他们无法避免与封建社会一起衰亡的命运。(张海鹏，王廷元07555 -79000安徽人民出版社) 晋商、徽商多次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晋商和徽商在商业活动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突破地域界限，进行长途贩运，从而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市场。晋商推动了包头、西宁、张家口、平遥、齐县、太谷等镇的崛起，而徽商则有“无徽无镇”之说。晋商不仅形成了经营、理财的商业文化，还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如山西地方戏曲的繁荣，社会火活动的发展，古籍文物的收藏，武术的推广，饮食、茶文化和算盘、会计、医药文化的推广，以及民风民俗的变化。徽商推动了教育、书画、经学、理学、医学、园林等领域的发展，形成了著名的徽州文化。 总之，明清时期的晋商和徽商有其异同。这些现象也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具体反映。

徽商与晋商的区别是什么？推荐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