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贯：湖北省黄冈县(今团封县)回龙山香鹿湾家庭：父亲李卓侯；妹妹李希娴；妻子徐淑彬；女儿李琳(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份：中国著名地质学家 李四光(1889-1971)，蒙古人，字钟公，原名李仲奎，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苦家庭。自幼就读于父亲李卓侯所教的私塾。14岁那年，他告别父母，只身前往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在填写申请名单时，他错误地把姓名栏当成了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然后灵机一动将“十”变成了“李”，再加了一个“光”字，从此以“李四光”传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汉民族主义反满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最年轻的成员。他以“驱逐满族，恢复中国”为己任。孙中山称赞李四光的雄心：“你这么年轻就想革命，很好，雄心勃勃。”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学习，为国报国。” 1910年，李四光在日本完成学业后回到中国。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财政参赞，后任商务大臣。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定回国服役。途中，为了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意经过莫斯科。 1920年起，李四光任北京大学教授、地质系主任。1928年，他移居南京，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来，他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他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在野外旅行，翻山越水，走遍全国。他多次到欧洲和美国讲学，参加学术会议，调查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前夕，正在国外的李四光应邀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一听到这个消息，他马上准备回家。就在这时，一位在伦敦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奉命发表公开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资格，否则他将被拘留。李四光迅速作出决定，离开伦敦前往法国。两周后，李四光的妻子徐淑斌收到了李四光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已经抵达瑞士和德国边境的巴塞尔。这对夫妇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到香港的船票，并于1949年12月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后，李四光历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科学联合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奋战在科研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中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经何长公、张金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劳累过度，李四光的身体越来越差。他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致力于地震预报、预报和地热利用。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病逝，享年82岁。这首诗是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位好学生而写的，也是他一生从事地质科学工作的精彩写照。 崎岖的武陵路，轻蔑从我身上游来。 山隐看不见，香绕水头。 云忽变色，瘴气忽蒙进瓯。 {"code":-1,"error":"error:0606506D:digital envelope routines:EVP_DecryptFinal_ex:wrong final block length"} 李四光最大的贡献是建立地质力学，并从力学的角度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讨地质运动和矿物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征，分析中国的地质条件，表明中国陆地上一定有石油。该理论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了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1956年，他亲自主持了石油勘探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勘探部门先后发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型油田，使石油在国家建设需要能源的时候源源不断地涌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穷油”的帽子，也是对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最有力的证明。 “科学救国”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任教的私立学校读书，帮母亲砍柴、剥米、磨粉、挑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建立了许多新学校，以教授新学而脱颖而出。李四光被深深吸引了，他独自前去报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在新的学校里，他渴望学习新的知识，因为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选为公费生，送到日本学习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生活了7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保卫战。他作为新任命的湖北军政府财务处参赞，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黄包车车夫扛着武器奔赴前线。他随后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工业部门的负责人。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展宏图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去英国学习采矿，然后是地质学。他祈祷有一天他能看到一个清晰的政治世界，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鲜血。 留学并不是一种轻松的生活。为了支付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利用假期去矿上打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在专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拒了矿山开出的高薪，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后，教授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严谨的学风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座小山，一个峡谷，一堆石头，一排裂缝，他都不会放手。学校资金短缺，他带领同学们从零开始建设，学习环境十分优雅安静。 除了教学之外，他还致力于研究，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了他在地质学上的重大贡献，如古生物科的鉴定、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地质力学的建立等。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从不被现有的观点和理论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发现人们尚未理解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可以不断地想出创造性的想法，并敢于挑战一些旧的想法。 例如，自19世纪以来，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陆续来中国勘探矿产、调查地质。然而，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任何冰川。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没有第四纪冰川”已成为一个结论。然而，李四光在研究变色龙科化石时，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看起来像冰川条纹的岩石。随着对大同盆地的不断考察，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大胆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瑞典地质学家安松(Antson)是参加会议的美国农业部和商务部的顾问，他轻蔑地否认了这一说法。 为了让人们接受这个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十年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得出中国第四纪冰川以山谷冰川为主，可分为三个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一学术观点再次发表在《国家地质学会》上时，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之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科学家地位低下，相当一部分外国学者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情绪来到中国。因此，尽管有大量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一些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再次来到黄山，写了一篇论文《安徽黄山第四纪冰川现象》。这篇论文和几张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关注。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在访问回国后称赞说：“这是一个使地球变暖的发现。”李四光十几年的辛勤工作第一次得到了国外科学家的公开认可。但他知道这远远不够，于是干脆举家迁到庐山，在庐山脚下建了一座冰川博物馆，取名为“白石博物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对冰川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李四光多年对冰川的研究，在他1937年的稿《冰期之庐山》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不幸的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这本书直到10年后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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