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普通的读书人有三条路：一条是读书做官。当官的时候也可以去当官僚的“幕友”，如果前两条路都走不了，也可以去经商。鲁迅又走了一条当时最被人鄙视的路：进“洋派”。在当时的中国，这被普遍认为是“出卖灵魂给洋鬼子”的卑劣行为。1898年，18岁的鲁迅带着母亲筹得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先后进入南京水工学堂和南京路矿学堂学习。这两所学校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建立的。他们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在这一时期，鲁迅通过阅读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扩大了自己的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英文书《天演论》对鲁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演论》是一本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书，使鲁迅意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具有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不甘心受命运摆布，也不能让强者欺负。 鲁迅在南京路矿业学校的优异成绩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迁到日本，在东京的博富文学院开始学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院学习。他选择学医，是为了拯救像他父亲一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也是为了改善被嘲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鲁迅想通过医学来启蒙中国人。但他的梦想并没有持续太久。它被残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鲁迅作为弱国的臣民，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眼里，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成绩是95分，他们怀疑他把考题泄露给了身为解剖老师的他——藤野康郎。这让鲁迅作为一个弱国的臣民感到悲伤。有一次，在课前播放的幻灯片上，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军俘虏并斩首，而一群中国人站在他旁边漫不经心地看着。鲁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这使他意识到精神麻木比身体虚弱更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惨命运，首先要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首先是文艺。因此，鲁迅从文学上抛弃了医学，离开仙台医学院，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当时，他和朋友讨论最多的是中国国民性：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通过这种思考，鲁迅将自己的个人生活经历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为他日后成为作家和思想家奠定了基本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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